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以下简称《现汉》）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，是学习现代汉语最重要、最基本的工具书之一，其权威性、科学性至今无出其右。
从事语言研究的人都知道，《现汉》能成为今天的《现汉》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的第二任主编、语言学一代宗师丁声树。正如一位语言学家所说，“这部词典所达到的成就，是与丁声树的学识渊博、治学严谨以及高度责任心和艰苦细致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。”《现汉》编纂伊始，丁声树就是《现汉》的专家编审委员会委员。1979年，《现汉》终于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（《现汉》版权页为1978年12月）。是年10月，为完成这一浩繁工程呕心沥血的丁声树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，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工作岗位。
丁声树是一位才子，也是一位奇人，他成名较早，学问精深。解放后谢绝一切社会活动和职位，致力于国家重点项目和学术研究，一直不为外界所知。为了了解丁先生当年编纂《现汉》的情况，我和李荣先生的学生冯爱珍一起先后采访了语言所的前党委书记、丁的挚友石明远和《现汉》副主编、著名语言学家李荣。
采访前我就听说石与丁交谊甚笃。采访中，石明远说到动情处仍是泪眼涔涔，唏嘘不已。石明远是1957年春天受命到中科院语言所当支部书记的。作为语言所的书记，石明远实际上是《现汉》编纂工作的行政组织者。他佩服丁声树的学问人品，对丁十分尊敬。在与丁声树交往的20年里，对丁声树的工作十分支持，曾在《现汉》编纂最繁忙的时候，特批丁声树等不参加政治学习。李荣至今提起此事，还笑言石明远“胆大妄为”，竟“以业务冲击政治！”
1961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，物资匮乏，这年问世的《现汉》“试印本”印刷质量很差，纸张非常黑，油墨质量也不过关，字迹又小又模糊，看起来非常吃力，因此又被戏称为“黑纸本”。可以想像，把这样一部几百万字的稿子通读一遍，是多么艰苦的事情。此时，向有关各方征求的意见已陆续返回，这些都需要甄别审读。这段时间，语言所在端王府办公，这座旧王府设施已老化，冬天常常没有暖气，看稿子要穿上棉衣、棉裤，戴上围巾、帽子“全副武装”。词典是大伙儿一起编的，但是，主编丁声树是最后把关的人，于是就出现了“瓶颈”效应，丁声树也成了最累的人。除了看稿，有些词条丁声树亲自撰写样稿。据介绍，《现汉》的有些虚词条目就是由丁声树先写样稿，再逐条修订的，因此，《现汉》的虚词释义直接体现了丁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。这段时间里，丁声树从来没有休息过。石明远常常在星期天路遇丁先生匆匆赶往办公室看稿子，劝他休息，丁声树总是敷衍说，“我是来写封信的。”说完就走进办公室看稿了。
丁声树和李荣主持修订的这一稿，后来获准出版。但付梓前夕，“文革”开始了。在“梁效”的批判下，《现汉》变成了“封资修大杂烩”，还出现了诸如《现汉》“应该将积极意义的词汇放在前，消极意义的词汇放在后”这样的荒谬意见，出版于是搁浅。丁声树等一批专家随后也到“五·七”干校劳动去了。
1972年7月，丁声树等学者从干校回到北京。1973年，商务将封存的1966年原试用本纸型印刷出版征求意见，还叫“试用本”，这一版印了几万册，刚刚发行，就被“四人帮”打棍子，成了“大毒草”，下令封存。印出来的《现汉》，许多也送出去作批判之用了。但此时，《现汉》修订工作仍未停止。当时语言所没有办公地点，临时在南小街一座院子里安顿下来。房子不够，厨房、排字间、厕所都住进了人，此时正值盛夏，看稿的房间门窗很少，不通风，人一进去立刻热得浑身是汗。他们只好把衣服减至最少，一时间，一群学者展开“赤膊大战”。除了物质条件的艰苦，当时的丁声树还面临相当大的精神压力。和那一代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，1949年丁声树放弃许多诱惑坚持留在了国内，1956年，还动员在联合国任职的妻子放弃国外的优厚生活回国。但是在“文革”中，这些都成为国民党特务嫌疑的证据。一边是超负荷的工作、巨大的精神压力，一边是简陋的生活条件，这一切埋下丁声树日后的病患。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75年。1979年，《现汉》终于付梓问世。而丁声树不堪多年的超负荷劳作与辛苦，不久就病倒了。每谈及此事，李荣常要借用司马懿评说诸葛亮的那句话感慨道：“事繁食简，岂能久乎？”
今年适逢《现汉》正式出版20周年，丁声树先生逝世10周年。一部《现汉》，正如丁先生的为人，朴实无华。最精深的学问和功夫，化为词典上一个个审慎的收词、准确的注音释义和简练的例句。《现汉》问世20年，印行3000余万册，得到了专家和读者的一致赞誉，对于推广普通话、促进汉语规范化、推动现代汉语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，这也许可以告慰丁声树先生的在天之灵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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